[2]在此二元结构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成为一个颇为小众化的学术命题，关注度长期偏低，相关成果仅占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沧海一粟。
[112]1982年宪法在继承1954年宪法的和平精神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将中国政府在1953年提出并经过历史检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宪法序言，完整地标示了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5]《中国宪法学文献总目录》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包括著作目录与论文目录两卷本，辑录了19世纪以来的宪法学著作3729种，宪法学刊物2757种，论文共计38776篇。
同时还塑造了中国宪法学的独特品格。[83]不过，围绕宪法课程的体系化建设主要关涉宪法学的内部学术体系，旨在通过统一划分标准使宪法学各子学科设置更为系统、合理，对于社会现实的学科回应能力相对薄弱。立宪主义原理旨在以一部高级法的实施约束国家公权力，需要通过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来确定公权力活动的规范边界，故而，解释和适用实定宪法同样构成了宪法学的根本任务。根据宪法语词的古义与现代宪法概念的基本内涵，此处的根本法应当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进行解释：在形式方面，根本法意味着宪法的权威性，要求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顶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应当以宪法为基础，且不得与之相抵触。不仅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文本中，还有一些反映本时期国家本质或运行特征的重要宪法原则被制宪者或修宪者纳入宪法文本，如地方自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
所谓学科，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51]学界普遍承认，关于宪法学范畴的研究是宪法学走向成熟、形成独立品格的重要环节。显然，不同的处罚单行法对于主观要件的规定存在差异，而这往往契合了不同行政领域各自希望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的规制目标。
来源：《法学家》2023年第4期。关于主观过错要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地位，上文共归纳了四种情形，以下将主要围绕其中第二种样态，特别是聚焦于《食品安全法》第136条食品经营者尽职免责条款来展开分析。[24]参见注（17），第52页。同时这也意味着规范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所能为之事，存在不同程度的期待。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异，使得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无法在同一维度上互相辩驳，而只能予以调和。正是规范目的的多样化导致了主观过错要件的不同地位，一般越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则越淡化主观要件的地位，因此责任评价的客观化与危险防御的规范目的密切相关。
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经营者之所以可以免除处罚，是因为充分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详细记录进货信息，既能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提供调查线索，又能降低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安全风险。李洪雷: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7页。如实供述，表现为经营者有配合调查的客观行为，不属于主观要件，当然如果所供述的进货来源是合法的，则能够进一步佐证主观上不知情。注意义务的客观化是进货查验义务标准的客观化，而不是将其直接等同于禁止销售不合格食品本身。
而规范期待的类型化与具体化是对注意义务的进一步明确，根本上还是由法律来对各类群体的控制能力进行规范衡量。[28]参见注（1），杨利敏文，第119页。在危险防御的逻辑下，责任评价有客观化的趋势，但仍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此时的责任评价已抛弃了绝对的意志自由观点，而是从经验事实所确证的知识，来推断行为人所具有的自我掌控能力。
责任原理及其变迁主要面对的也是为何在行为人没有直接意图的情况下要进行非难性评价，以及如何对过失进行认定的问题。如《食品安全法》第122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人要予以处罚，此外还规定明知从事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也要予以处罚。
[15]参见注（3），第427-429页。此时制裁措施的目的，除了有对行为人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的非难之外，还包含上下游危害风险的预防与控制。
从处罚的实施目的和效果来看，处罚作为制裁行为，是对行为人过去违法行为的规范性评价，同时也希冀通过惩戒来达到预防再犯的效果。行政机关及法院主张根据规范所明确的进货查验制度，来逐项审查行为人是否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比如根据食品类型，经营者销售的除了一般食品外，还有食用农产品。比如上述案例中，当事人就有两个违法行为：一是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二是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食品销售记录制度。……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将对于主观心理状态的非难，转化为客观的制度化义务要求，在遵循主观归责的同时，实现了责任评价的进一步客观化。
并且，不少学者认为责任主义不仅是刑罚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应当贯彻于行政处罚的适用之中。而食品销售企业除上述义务外，还需要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明确关于进货查验和记录的方式、内容、人员以及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方式和时限等内容，并以企业规章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作为日常运营的规则。
又比如，食品经营行为除了食品销售外，还包括餐饮服务，[33]二者的进货查验要求也存在差异。从违反行为规范直接推定违反注意义务，其实是一种结果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
这一解读尽管与本文有区别，但通过进货查验义务的履行来判断主观过失这一点与本文一致。《行政处罚法》在规范用语上其实没有明确区分这两者。
[43]责任评价的客观化是对威慑策略的调整，但不否定威慑发生效果的基本前提。[23]参见注（19），终审判决书。[41]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第74页。[21]《食品安全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三、主观过错认定方式的客观化《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表明，食品经营者如能证明在采购时无主观过错，不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则可免除处罚后果。2.根据所涉行为的特性制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以上是根据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制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此外还可根据所涉行为的特性来设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
该文在肯定行政法规范作为推断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类型化依据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这种推定应考虑该填充规范与行为人维持预见和避免损害结果的能力之间的关联性。[31]参见《食品安全法》第65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26条、《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进货查验第6项。
由于这两者对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同，在理论上加以区分是必要的，[8]但鉴于本文关注的是主观过错要件的认定和适用，至于适用结果是免予还是不予，在此影响不大。后文除了围绕第136条展开分析之外，也会回溯其他几种样态，以期在一个更完整的规制背景下解读行政处罚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问题。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历城区市场监管局）查明，上述进口啤酒的外文标签中标注的甜味剂：甜菊糖苷、抗氧化剂：抗坏血酸在中文标签中未有标注，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关于进口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的规定。参见黎宏: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30-31页。只要始终以具备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为中心，责任评价的客观化就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但即便是坚持过错责任立场的学者也承认，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会面临如何证明的难题。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此外关于如何证明食品经营者明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除了列举经营环节中明显故意为之的违法行为外，还将采购环节的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列入其中。
这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有责和无责的影响，主观过错在有责性这一层面上没有贡献，因此不属于主观归责，也是一种结果责任。而如果规范目的还进一步关注行政秩序维护，那么关联性要求就会降低，此时注意义务与结果避免可能性之间只是一种盖然性的关系，即如果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将能够大概率地避免危害后果发生，那么就有启动制裁的必要。
而当法所容许的风险被压缩到几乎为零，就将导致一种结果责任。法规范期待食品经营者在购销过程中，通过充分履行进货查验的注意义务，来避免采购不符合标准的食品，从而防止其流入市场。
